在德黑兰拿到亚美尼亚的签证后，坐当天的夜车到乌鲁米耶。清晨六点，当地一个家庭来车站接我。爸爸妈妈两个女儿，很温馨，总是微笑，几乎从不大声说话。他们说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只有大女儿麦丽亚会少许英文，少到难以交流。
我们在设拉子的旅馆认识，两个小姑娘在庭院里羞怯地请求与我合影。麦丽亚说她家住在乌鲁米耶，并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下波斯语地址，请我去他们家中做客。在那个镶着彩色玻璃神秘得如同一千零一夜故事场景的院子里，她们就像从神话里跳出来的小仙女，牵着我的手，快乐得好像在云端转圈舞蹈。
我答应她们一定会去。慎重的承诺。
这是一个传统殷实的伊朗家庭，宽敞的独栋两层楼的房子，每个房间都铺着昂贵的手工羊毛地毯，客厅放着时尚的平板电视，厨房里现代设施一应俱全，有自己的轿车。
母亲法特梅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严格遵守斋月规定，白天绝对不进食，甚至不饮水。每天五次朝向麦加的方向，铺开一块方巾，跪拜祈祷。但她给孩子们和我做饭，蕃茄土豆鸡肉和米饭，这是我在伊朗第一次吃到米饭，十分美味，饭量猛增。
家里女人们的着装都非常谨慎，即使夏季也需要在外面多穿一件厚厚的夹层风衣，长度盖臀。去楼顶晾衣服，也必须穿戴整齐，包好头巾。我晾好的衣服，又被她们悄悄移至角落隐蔽之处。哦，女人的物件，在家里也不可以光明正大地晾晒。
我在这个伊朗家庭中被视为重要的客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亲戚们的好奇参观。大家坐满客厅的沙发，挤在一起合影。他们热闹地跟我牵着手说波斯语，完全不管我是否能听懂，好像这并不重要，是的，并不重要。
给我看家庭相册，很多张全家福。“我们每年至少要拍一次全家福。”麦丽亚说。相册里还有保存完好的古老的黑白照片，麦丽亚一一向我介绍照片上的身份。外公、外婆、舅舅、表姐妹们，好像母亲家族的照片更多一些。她父亲沉默寡言，自身也不爱拍照，只是出现在全家福中。麦丽亚的妹妹只有五岁左右，不会讲英文，但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看见照片中婴儿时期的自己，就害羞地傻笑，露出一口残缺不齐的小牙齿。我逗她取乐，她便一头扎进我的怀里，嗤嗤大笑不止。每当这时，她妈妈总要把她拽走，训斥几句，再向我抱歉。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节。
看完照片，麦丽亚的爸爸忽然开口对我说：“那么让我们看看你的家庭照片吧。”他讲话的样子很平和，但能感受到一家之主的威严，孩子们都不敢与他过分取闹。
“我……我没有带照片出来，都在家里放着。”我老实回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答案。独自旅行在他们看来已经很难理解，我身上再没有一张家庭照片，难免令人觉得薄情和孤寡。中国人也许没有习惯随身携带家庭合影旅行，但我多次看到外国人在谈到他们的家庭时，随时可以拿出照片来。曾在我家借住的法国夫妻，把亲人的照片和婚礼的照片打印制做成一本小册子，几乎每天都装在口袋里，与人分享时幸福喜悦。最常见的方式是把照片夹在钱包里，还曾遇到一个日本男人，把妻儿的相片夹在项链中贴身携带。他们都不吝啬让人分享他们的家庭画面。
就在麦丽亚的爸爸表示疑惑和遗憾时，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面小镜子，镜子背面是姐姐的婚纱照。于是我倒出背包里的杂物，找出镜子，递给他看。“这是我姐姐结婚时拍的。”我说。
他们全家围在一起看那个小镜子，发出惊呼：“哦，姐姐比较美丽呢！”
我这才意识到，一张亲人的照片终于证明了自己是个来路正常的有家庭温暖的好姑娘。
麦丽亚不允许我离开他的视线单独活动，她和表姐要去暑期兴趣班上课，一定也要将我带去学校。
我在教室外等得实在无聊，便去外面校园里逛逛，几分钟光景，麦丽亚就追了出来，担心得脸色发白。她不了解我已经独自走了许多国家，离开她一会儿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解释她也听不进去，就一直死死拽住我的手，将我拖进了教室里。老师指了一个空椅子，我就莫名其妙地坐下来。
这教室就像我的恶梦，一群初中女学生，正在用波斯语学习生物，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看课程表里曾有过一节急救常识课，如何做人工呼吸，如何在地震火灾现场自救等，很感兴趣，还有美术课或者英语课也不错，偏偏这一节课是生物。
我傻傻地坐在教室里，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脸上，非常刺眼，真想埋在课桌上睡一觉。可我不能睡，因为我的存在，班上的女学生都无心听课，大家不停地扭头看我，窃窃私语。麦丽亚俨然把我当成了她的私人财产，我这个东亚面孔的女人，令她的社交圈子与众不同。她还是个小女孩，本性热情开朗，所能接触的外国人也不多，对我格外重视。我觉得困扰，一点儿也不想上这堂乏味又完全听不懂的生物课。我想去乌鲁米耶博物馆，昨天去的时候闭馆，馆长专程送我一堆资料，并约定今天等我。博物馆就在学校附近，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天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上课？
跟麦丽亚是没法讲明白了。又不能突然起立冲出教室，她一定会追上来。我对台上年轻的女老师抱歉极了，尽管她绘声绘色，仍无法把孩子们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移。
好不容易捱到下课，麦丽亚心满意足，算是正式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她有一个中国朋友了。她还有一个女同学不敢跟我说话，于是委托她母亲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她妈妈问我，可否跟她女儿交朋友。我笑着把纸条收下，麦丽亚却有些不快，一直是她在翻译，显得很不耐烦。等同学的母亲走后，她问我是否会打电话或写信给她的同学。我说不知道，她便把纸条拿走，撕成小碎片。
唉，小女孩的占有欲。真不知该感动还是生气。
昨天麦丽亚陪我去土耳其领事馆签证，因为找不到具体地址，路上有一个会讲英文的年轻男人热情带路。随后这个年轻人也在纸条上写下他的电话号码给我，告诉我如果在乌鲁米耶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那张纸条的命运也是一样，被麦丽亚撕得粉碎。
麦丽亚大概十四岁，生活优越，家教良好，大部分时间温和有礼，可是也存在青春期孩子明显的攀比占有和任性叛逆。我那时大约也是这样，友谊受不了一丝威胁，那种不快乐，表现得直接而强烈。成长的每个时期，都会有自以为的天大的事。友谊、爱情、事业、婚姻、家庭、健康、自由……回过头来，有多少重要的事情被一笑了之轻轻放下。
我只能趁麦丽亚午睡时，一个人在小镇子里转转。那是一个非常富裕但极度保守的住宅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独栋的石砌楼房。除了孩子跑出来围观，房子的大门都是紧闭的，巷子里很安静。我发现似乎每一个窗子和露台内，都有人黙黙注视着我。大多是女人，充满好奇却巧妙躲避，一旦抬头看她们，便迅速将自己藏起来。这里与德黑兰仿佛处于不同时代。
孩子们好奇试探，起初远远躲在墙角看我，随后慢慢聚拢来。胆小一些的孩子躲在较大的孩子身后，探出脑袋，捂着嘴笑。一个孩子飞快地跑回家，拿出一盘水果，放在我身边，盘沿上架着水果刀。第二个孩子马上重复了这样的动作。一盘又一盘，来自不同家庭。桃子、苹果、梨、黄瓜和杏。还有人送来红茶和方糖。他们几乎都不懂英文只能微笑交流。我坐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一群孩子围成圈看着我吃吃喝喝，感觉特别奇怪。没有一个家庭请我进去，只是不停地送出食物，直到实在吃不下，剩下的水果倒进背包里带走。我不能确认，那个午后，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情形。当地民风如此？或者我看上去太像一个穷困潦倒的外国流浪汉？
麦丽亚家邻居有一个约三四岁的白胖小男孩，他每次看到我便会大声哭叫转身飞奔，找一个建筑物或大人的身后躲起来。他吓得脸通红，眼泪真的大滴往下掉。我试图朝他亲切的微笑，或送给他食物，但他总是不敢多看我一眼。起初几次我尴尬极了，不知道自己的长相或表情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我回忆起八十年代初期，我那时也不过这么大，在码头上玩耍，长江上的游轮靠岸，一群金发碧眼的欧美人朝我挥手，每个人都拿着鲜艳奇异的糖果送给我，胶卷相机举起来对着我喀喀喀地按。我当时吓坏了，四处躲藏，觉得他们长得实在奇怪，不敢多看，如同面对青面獠牙的鬼怪。乌鲁米耶的这个小镇子，可能鲜少外国人进入，这小男孩的心情恐怕与我第一次见到鬼佬时相似。再给他些时间，他会像其它更大点的孩子一样，慢慢认识我靠近我。
女主人法特梅只比我大几岁，典型的家庭主妇，所有的工作都是照顾先生和孩子。结婚和生育都很早，看上去不太年轻，更像上一代。她的样子总令我想起伊朗小说《灯，我来熄灭》中的主妇，三十几年的人生似乎不曾为自己活过。可是，价值观被家庭满满占据，对传统的伊朗女人来说，又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有一次我们一起逛市场，我大步在前面走，过了一会儿麦丽亚追上我说，慢一点，我妈妈快要饿晕了。她因为斋月白天不能进食。我回头看到法特梅脸色惨白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台阶上。拿食物给她，她坚决不吃。伊朗的夏天干燥炎热，她连水也不肯喝一口。只能靠闭目养神慢慢恢复元气，又不肯耽误我的时间，一会儿便要起身陪我。我尊重不同的信仰，但问题是，斋月中的伊斯兰教徒是否还要从事体力工作，如果要，不进食身体如何支撑呢？靠着虔诚信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么？也许是吧。对我来说，还是太难理解。
法特梅不懂英文，话很少，活动范围大多在厨房内，做饭，洗碗，打扫，煮茶。晚上她终于忙完，我们在客厅的地毯上并排坐下，她拿出一本《古兰经》，牵着我的手，示意我跟着她念。我出于好奇和礼貌学习了一阵，但她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越念越深情和投入，持续了很久。我连忙找出麦丽亚的波斯字典，翻出几个单词给她看，解释我并不是穆斯林。
她惊讶极了，大声叫刚洗完澡的麦丽亚过来翻译。麦丽亚说她妈妈把我当成了伊斯兰教徒，希望每一个人都信奉真主安拉。她对着一本波斯字典费劲地查找，想要向我解释清楚她妈妈的想法。
法特梅因为我不是穆斯林而感到悲伤，她无怨无悔地照顾我，可我竟然不是穆斯林。这些天，我在这里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们不同意我睡地毯上，把麦丽亚的床让给了我；斋月里仍然变着花样给我做饭吃；每天都会去镇上买不同的甜点回来；我想去哪里看看时，他们总是全家行动起来，开车带我去，陪着我瞎逛；只要有他们在，绝不允许我花一分钱……我因为法特梅的悲伤而抱歉，一个人溜回房间里，黙黙地打包行李。这个善良的家庭妇女，在宗教问题上立场鲜明，虔诚有力。
“你准备去哪里？”麦丽亚靠在门边充满内疚地问我。
“大不里士。”
“是因为我妈妈吗？”
我停下手上的活儿，拉着她的手，一起坐在床沿上，温柔细心地对她说：“不是的，麦丽亚，我已经打扰你们好几天，我在旅行，不能总是留在这里。我明天去大不里士，从那里到亚美尼亚。”
麦丽亚一转身便去告诉了法特梅。
法特梅的弟弟在大不里士，是个工程师，英文流利，她专程打电话,让他跟我通话。她虽然遗憾我不是穆斯林，但在听说我将要去大不里士时，仍然热情地让她弟弟接待我。我感激不已，谢绝了她的好意，我只从大不里士陆路出境去亚美尼亚，并不打算停留。
临走前翻开大包寻找一些小东西想送给他们，可几乎全是私人旧物，只有一瓶新买的日本酱油和几包韩国泡面，于是试着送出。好在他们对此感到新奇，我查出波斯语的名称，告诉他们如何食用。虽然不贵重，但他们看上去很开心，我渐渐消除失礼的尴尬。下一次，我应该在背包里装一些来自中国的小纪念品。
麦丽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送我，她对我的感情和控制，超出我的想象。我始终无法忘记她的样子，似乎总在惊慌地寻找我，安妮，安妮，你在哪里。
在门口又遇见邻居家的胖男孩，这一次他没有躲闪，害羞地跟在我身后，在斜阳下目送我走到巷子的尽头。我最后一次回头看这金色的童话般的小镇，朝那些温暖人心的陌生人挥手告别，再次上路。
